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二者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新時代以來，面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黨中央高度重視統籌擴大內需和優化供給，不斷深化對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的規律性認識，推動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實踐中，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其中一條就是“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一規律性認識，既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宏觀經濟治理的豐富實踐和成功經驗，也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和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提供了理論指導，更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準確把握“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在理論層面的突破與創新，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和實踐意義。
深化統籌供需的規律性認識
總供給和總需求共同決定了經濟體的總體產出水平等重要宏觀總量，從而決定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格局。總供給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提供的全部最終產品與服務的總和，它反映了經濟體在特定條件下的最優生產能力。總供給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等傳統生產要素，以及技術、制度、增長政策等其他重要因素。總需求是指全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總量，包括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總需求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居民消費、投資、凈出口、政府支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因素發生變化時，會改變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經濟總價格和總產出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宏觀調控部門通過出臺經濟政策，既可以影響總供給，也可以影響總需求。
長期以來，我們在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中高度重視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發展。早在“八五”計劃綱要中就明確提出，要努力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基本平衡。“十一五”規劃綱要也明確要求，繼續做好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特別要加強制度協調、規劃協調和政策協調。要看到，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不局限于短期穩定的目標，而是旨在實現短期穩定、長期增長和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等多類重要目標。對于短期穩定目標，可主要從總需求發力。對于長期增長和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等重要目標，則更多要從總供給發力，并注重加強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協調配合。正是得益于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發展的科學調控理念，中國經濟成功應對了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更加重視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國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深化規律性認識。
其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著力優化總供給，更好適應總需求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之所以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因為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居民需求持續升級，但是企業所供給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沒有跟上需求變化。要想讓供給更好地適應總需求的變化，必須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長期視角和國際經驗看，經濟發展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其二，以需求側管理為抓手，著力擴大總需求，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擴大內需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著力點。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發展中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不振的問題日益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需求側管理”，要求用好需求側管理這個重要工具，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其三，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這都進一步深化了對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的規律性認識。
在黨中央的整體布局下，各部門協同發力、多措并舉，致力于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動態平衡。堅持供需雙向發力，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進有退、有保有壓，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需求側方面，持續擴大有效投資，驅動高質量資本積累，筑牢總供給根基；供給側方面，強調通過提升供給品質，滿足并催生新需求，持續為總需求注入動力。新時代以來，我國通過統籌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僅實現了經濟平穩增長與物價穩定，而且在民生、創新、綠色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對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突破
近百年來，西方宏觀政策理論歷經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等數次里程碑式的演進，逐步構建起以短期逆周期調節為內核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的核心是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進行總需求管理，以實現短期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目標，因此又可稱之為總需求管理理論。西方宏觀政策理論主要關注總需求，較少關注總供給，更是缺乏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三大類宏觀政策統籌起來以實現宏觀經濟健康發展的現代考量。
之所以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較少關注總供給，主要有以下原因。
西方宏觀政策理論根植于歐美發達經濟體工業經濟時代的宏觀政策實踐，這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已經趨于穩定，所以總供給運行模式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在穩態下，經濟增長速度主要由技術進步和制度等因素決定，西方國家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政策對此難有實質性影響。基于此，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認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宏觀政策可以調節的需求側，而無需過多關注總供給。
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認為通過總需求管理與高效的預期管理有效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應對總供給沖擊帶來的經濟波動。然而，伴隨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運行規律、經濟結構與增長趨勢均發生了顯著變化，源自工業經濟時代的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適用性減弱。不僅如此，數字經濟時代的供給沖擊日益多源化，即便將總需求管理與預期管理相配合，也難以有效應對總供給沖擊。
西方宏觀政策理論更強調“市場主導供給、政府調控需求”的思路。然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可能會從供給側打破邊際報酬遞減、規模報酬不變等傳統經濟規律，導致宏觀政策傳導機制發生變異。西方宏觀政策理論僅注重需求側調控，而忽視了對供給側的調控，無法有效應對數字經濟時代供給側的重大變化。
囿于上述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近20年間，歐美發達經濟體始終難以擺脫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聚焦總需求而忽視總供給、缺乏大宏觀視角的弊端不斷顯現，引發了各界對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深刻反思。
黨中央提出“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這一新的規律性認識，基于我國使用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同時調節總需求和總供給的長期實踐經驗，主要從三個方面實現了對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突破，有助于構建和完善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大學理價值。
其一，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總供給沖擊，促進經濟平穩發展。西方宏觀政策理論主要將政策發力點放在需求側，面對復雜多源的總供給沖擊，很難給出有效應對策略。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從供給側發力，能夠改善企業的盈利能力，推動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進而改善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研發水平。這有助于應對總供給沖擊，促進經濟平穩發展。
其二，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總需求沖擊，提高宏觀政策在需求側的治理能力。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應用前提是潛在增速長期處于穩定狀態，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主要經濟體的潛在增速呈現顯著下滑趨勢。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能夠推動長期潛在增速進一步提升，從而探索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和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的可行路徑。
其三，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能夠更好地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律。其關鍵在于，既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對總需求進行調控，又使用增長政策等重要經濟政策對總供給進行調控，從而更好地發揮數據要素在形成經濟增長新動力等方面的積極帶動作用。這樣能夠較好地彌補西方宏觀政策理論只關注總需求而不關注總供給所引發的數字經濟時代的政策失效問題。
“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這一新的規律性認識，對“總供給—總需求”分析框架進行了升級，是對西方宏觀政策理論的重大突破與創新，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提供了學理支撐。
為形勢分析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這一新的規律性認識，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以“總供給—總需求”分析框架為基礎性支撐，強調經濟學理論邏輯。雖然在西方經濟政策實踐中，主要通過需求管理來調節總需求，但在理論上，“總供給—總需求”分析框架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分析框架。通過考慮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相互作用，能夠把握總產出水平和物價水平等宏觀變量的變化規律，并為判斷經濟運行中供需平衡狀況提供重要理論依據。
第二，不僅注重擴大內需，而且注重拓展外需。內需和外需均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擴大內需是我國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讓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不僅有助于增強國內大循環的主動性、韌性和靈活性，促進消費升級與投資優化，而且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樣化的需求。與此同時，外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穩定和拓展外需，有助于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優化出口結構和提升產業鏈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從而更好暢通經濟循環。內需和外需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有助于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三，在優化供給結構的同時，還要更加注重將總供給保持在合理水平。這一要求不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補充，也是實現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前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從“結構”入手做文章，著力改善供給結構和提高供給質量，以更好地滿足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多樣化需求。從這一層面來看，改革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優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以及供給質量改善上。與之相比，總供給的內涵更加全面，其范疇既包括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推動結構優化，也包括確保總供給在總量層面保持相對平穩，從而避免因供需失衡引發宏觀經濟波動。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亦是著眼總供給實施精準治理的重要舉措。
總的來說，“總供給—總需求”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全面、更系統地把握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在此基礎上，采取合適的宏觀政策，包括作用于總需求的穩定政策、作用于總供給的增長政策、可以調整總需求總供給各自結構的結構政策，實現“三策合一”，有助于幫助宏觀經濟更好地形成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實現更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
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統籌總供給與總需求仍面臨挑戰。要堅持系統觀念，著力推動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平衡。
從供給側來看，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的經濟政策有多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從根本上破解供需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形成以高質量供給引領需求、創造需求的良好態勢，為統籌供需提供供給側的主動支撐。一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鼓勵企業增加高質量產品與服務供給。關鍵在于堅持科技引領與創新驅動，這既能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能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發展壯大。通過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配性與靈活性，實現以新供給創造和激發新需求。二是堅持有進有退、有保有壓、有增有減，對一些行業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保持合理的產能利用率，形成健康、可持續的產業發展生態。三是充分發揮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放大、疊加與倍增作用，以數據賦能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做大做強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
從需求側來看，要把擴大內需當作長期戰略之舉。擴大內需既關系到經濟穩定，也關系到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之舉。聚焦消費領域，一是大力改善就業，使居民有更高更穩定收入能消費。就業與收入是支撐居民消費的基礎性力量，必須堅持多措并舉。既要保就業，通過加大企業穩崗力度，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數量，確保就業大局穩定；又要拓崗位，大力發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崗位，開辟就業新空間；更要增收入，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多渠道促進增收，特別是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二是進一步改善民生，使居民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在教育、醫療等領域加大財政投入和深化改革，不斷健全體制機制。三是著力改善消費環境，讓消費者有良好的體驗愿消費。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創新和豐富消費場景，加快數字、綠色、智能等新型消費發展。四是增加優質供給以釋放消費潛力，推動消費提質升級。從放寬準入、減少限制、優化監管等方面入手，擴大健康、養老、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務供給。聚焦投資領域，一是提高投資質量。在項目選擇和資金投向上精準發力，加大對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等領域的投入力度，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嚴把項目準入關，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二是改善投資效益。既要創新優化投融資機制，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又要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還要加強項目全過程管理，做好可行性研究和風險評估，確保投資決策的科學性，擴大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三是改善投資結構。在投資方向上，既要重視基礎設施等“硬投資”，又要加大教育等“軟投資”，實現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有機結合。在投資主體上，既要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作用，又要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形成政府投資和社會投資的良性互動。
從政策協調來看，要加強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的協同配合，著力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宏觀政策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只靠某一類宏觀政策既無法有效調節總需求，也無法有效調節總供給，更無法統籌兩者之間的平衡。針對總需求，不僅要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調節總需求規模，還要使用結構政策調節總需求結構。針對總供給，不僅要使用增長政策調節總供給規模，還要使用結構政策調節總供給結構。針對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良性循環，不僅要使用結構政策將潛在增速提升至最優宏觀經濟結構所對應的最優增速，還要統籌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以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均衡。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關鍵在于增強各類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一是增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這有利于加強兩者之間的協調配合，更有效地擴大總需求和應對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二是增強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西方發達國家宏觀政策的體制機制存在缺陷，多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分歧導致宏觀政策往往難以實現有效協調。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宏觀經濟治理中的長期政策實踐能夠有效統籌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實現“三策合一”，進而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側同時發力，對經濟持續發展形成重要支撐。因此，除了使用穩定政策對總需求規模進行調節，使用增長政策對總供給規模進行調節，還要使用結構政策對總需求結構和總供給結構進行調節。三是完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這有助于相關部門理順調控邏輯，提升從供給側和需求側雙向發力的能力，為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機制保障，從而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作者：陳彥斌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王振華
